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所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这个任务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说在工业化初中期,中国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要素驱动战略”实现,那么在工业化后期,中国要实现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创新驱动战略”。“要素驱动战略”强调通过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更具挑战性的是,我国政府习以为常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产业政策,其有效操作空间将相对有限。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不同国家产业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操作的目标并不十分明朗和单纯;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学甄选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和措施,原有的许多产业政策工具,如直接补贴,将更多地受限,直接“赶超”型产业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工业化后期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了,这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增加了一些“变数”。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这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
“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可能会加速弱化。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既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又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那些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就有可能被封堵。
面对新挑战,需要转换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寻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新动力面对工业化后期的各种新挑战,能否稳步进入工业经济“新常态”,关键要防止两方面风险,一是工业经济增长“失速风险”,也就是工业增速不断下滑,滑出可接受的底线,从而诱发经济危机;二是工业经济结构“失衡风险”,工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难以实现,环境与资源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工业发展方式不能转变,最终会影响到工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工业增长动力趋弱的情况下,要避免这两种风险,关键是能否通过转换工业增长动力机制来增强工业增长的新动力。
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的动力可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工业化自身演进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产生的供给推动力;二是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而产生的需求拉动力。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乏力的情况下,更为根本的动力来自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技术创新,还包括改革开放意义的制度创新。考虑到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体制机制约束,因此未来我国工业增长的“源”动力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对完善创新生态系统、转换工业增长动力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激发了各类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强化了中国工业创新发展动力机制;二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要素市场,能够极大地完善工业发展环境;三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制度改革,能形成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和合理的税收负担;四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有利于形成我国工业发展重要拉动力;五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以倒逼我国工业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六是推进教育、科研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七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可促进工业增长和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